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也认为,“这是此次改革方案中的最大亮点。”
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,经常陷入“精简——又反弹膨胀——再精简”的循环怪圈。这究竟是为什么?
“因为随着社会快速发展,社会分工精细化、专业化,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,比如很多互联网上出现的新兴产业、新问题,政府又要设置新机构、新人员、新办法去管理。”李春洪身在的发改委系统就扩充了诸多职能,需要为无数社会事务批文件,“从大型主题公园建设,一直管到方便面涨价”。
“这样下去,机构改革永远也没有尽头。”李春洪说,“很多公共事务需要区分,那些人民自己能管好的,政府就别再管了。”
但政府单纯“放权”给社会组织,也不绝对是良药。
众多人大代表认为,还应该致力于培育好社会组织,防止变成“二政府”。
各地不少行业商会、公益慈善组织、检测机构大都和行政管理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有的直接从行政部门分离出来。不少政府领导、工作人员退休后直接去行业商会任职,完成了漂亮的“转身”。这种“半官场生态”的利益链被诟病已久。
汕尾市政协副主席李秉记就深有体会。
他在担任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,带队做过多次食品药品检测的调研。“现有涉及食品药品的检测机构既当运动员,又当裁判,怎么保证你的公信力?还要找地方政府要检测费用,财政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。一判不合格,还能拿到钱吗?”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也撰文直指这一弊病:“在北京,行政级别属于副部级以上的社会组织超过20个。这些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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