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次被炒鱿鱼的经历（1）

　期末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周末，我彻底地放松了一天。先去自由女神岛游玩，在中国城吃了中饭，接着进了中城的一家电影院。坐在回家的地铁里，来美半年多的生活一幕幕地在脑海里浮现，最初两月手头的拮据及找房子跑手续的奔波，第一个月里完成的调研报告，老板限期5个月完成的研究课题，4门课程的作业考试，博士资格考试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想想不禁有了几分得意。  
　　  
　　这是我来美后的第一个暑假。最初一周，日子过得单纯安宁，每天清晨起来晨跑，吃完早饭去研究所，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做课题一直到天黑才回家，晚饭后看一会电视或录像带。  
　　  
　　昨晚的长途电话打破了我心里的宁静。妻子在电话里说小孩又犯了肺炎，在校医院住院，她每天手忙脚乱。想想我一点都帮不上忙，心里干着急啊。一直想把他们接过来，可到如今，银行帐户里只有一千来块钱，想了办法找人借，也开不出6500美金的存款证明。我想来想去，决定去找第二份工作赚点钱。  
　　  
　　我买了份《纽约时报》周末版，从密密麻麻的广告里挑了些电话号码，提起电话一个一个地拨号，对方的回答几乎一样：不是委婉地拒绝就是要求工作许可。于是，我预约去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，几分钟谈话后就灰溜溜地走了出来，想申请办张工卡的欲望，就像掉进火炉里的白纸，一下子成了灰烬。  
　　  
　　现在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，去打黑工！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，边走边这样想着。在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家零售店，我买了《世界日报》、《星岛日报》各一份，然后快步流星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回到了宿舍。  
　　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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